范景文（1587—1644年）是明代的节烈官员。他字梦章，号思仁，别号质公,河北吴桥人，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历任东昌府推官、吏部文选郎中、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等职。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范景文留下遗书曰：“身为大臣，不能灭贼雪耻，死有余恨”，遂投井殉节，赠太傅，谥文忠，著有《范文忠公文集》《战守全书》《大臣谱》等。

范景文不以书法见长，故其书法传世极少。笔者所见存世者，仅有两件，一为《行草书宝剑行诗卷》（纸本，纵43.6、横542.5厘米，大英博物馆藏）；一为《行书赤壁赋》（纸本，纵137、横27.3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大致可看出其书写风格。

《行草书宝剑行诗卷》并无年款，书文曰：

钤白文方印“范景文印”和朱文方印“大学士章”。范景文虽然身为明代重臣，但其书法并无彼时习见的“馆阁体”痕迹。其书不能算上乘，取法黄庭坚、文徵明诸家，纵笔取势，在节烈名人中，也算是独具一格了。

因其舍生取义的气节，故在传统社会中，其人其书为人所推崇。他虽不以翰墨驰誉，但其留存的寸笺短札，仍被后人珍如琼琚。此卷鉴藏印有“娄东毕沅鉴藏”（朱文方印）、“英和审定”（白文方印）、“宝香室藏”（朱文方印）、“南海李氏古欢阁藏”（朱文长方形印），其中以毕沅和英和最为知著。毕沅（1730—1797年），字纕蘅，亦字秋帆，自号灵岩山人，江苏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状元及第，曾做过翰林院编修、河南巡抚、湖广总督等，位居高位，且雅好收藏典籍书画，《弇山毕公年谱》称其“独爱鉴别名人手迹，凡晋魏以来法书名画秘籍简及金石之文，抉剔搜罗，吴下诸藏家群推第一”，范景文书法便是其鉴藏“名人手迹”的缩影。毕沅之后，范书的鉴藏者为英和。英和（1771—1840年）姓索绰络，初名石桐，字树琴，一字定圃，号煦斋，满洲正白旗人，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进士，先后做过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要职，工诗文书法，富藏古籍书画，有《恩福堂诗集笔记》《恩庆堂集》《卜魁集纪略》等行世。据此可知，同为重臣的毕沅、英和均对前朝重臣范景文手迹青睐有加，或有惺惺相惜之概。“宝香室藏”和“南海李氏古欢阁藏”两印，则不可考，但就其所钤位置看，其主人所处时代当在毕沅、英和之后。

《行书赤壁赋》局部

《行书赤壁赋》全文抄录苏轼《赤壁赋》全文，款署“崇祯庚辰夏日吴桥范景文书”，钤朱文方印“范景文印”，另有一白文方印和四枚鉴藏印因图版不清晰而不可辨。此书书于明崇祯崇祯十三年（1640年），时年范氏五十四岁。从书体看，此书实为楷书或行楷书，其风格与前作也多有睽异之处。是书结体端庄，平淡冲和，既无馆阁之习，亦无前作粗率之貌，有一种晚明文人中常见的雍容和宁静。据宋瑞卿编《范景文年谱》载，是年四月，朝廷过万寿节，范景文上《庆贺万寿疏》庆贺；在一至四月间，范景文还分别写有《祝何芝岳相国》《闰元旦》《闰元夕同茅止生诸友雨中听歌，座间偶谈长生之法，客有以占侯家为，是月不宜闰者故并及之》《闰元宵》诸诗。其中《闰元旦》诗云：

据此可知其心境与《行书赤壁赋》可谓异曲同工。遗憾的是，书写此书和诸诗之后不到四年，明社既屋，范景文殉国，其书其诗遂成前尘往事。

近代书画鉴藏家裴景福（1854—1924年）也曾收藏范景文书法七言诗扇面。在其所编撰的《壮陶阁书画录》中就曾著录《明范思仁诗扇》，其书为洒金扇面，书文曰：“宛转层冈带远岑，梅花粲粲竹深深。人家尽住苍云坞，拄杖昔穿玉雪林。风壑声传千涧雨，晓山晴落半湖阴。冈连百里城关隔，终岁不闻车马音。书似霖翁汤亲家，景文”，钤朱文方印“景文”和鉴藏印“熊氏珍赏”（朱文方印）。范氏所书诗非原创，乃“吴门画派”代表画家文徵明（1470—1559年）的《涵村道中》诗。裴氏认为在明亡之际，北都死节诸臣中，以范景文为首，而倪元璐（1593—1644年）次之。倪氏书画较为多见，而范氏翰墨“数十年不可得”，直到乙卯夏（1915年），才在北京厂市得此扇面，因而弥足珍贵。裴氏称此书“飘洒秀丽，积健为雄风骨”，但同时认为范景文书法“尚在文贞（倪元璐）上”，显然有所偏颇。就现在所见的范氏两件书卷，若单从书法上讲，实在称不上升堂入室，这是很难望倪氏项背的，就更不用说在其上了。绘画上有所谓“戾家”和“行家”之别，如果援引到书法上的话，范景文的书法只能算是“戾家”书，而倪元璐是可称得上“行家”书的。当然，如果讲书以人贵、书以人传，以“气节”而及书，则又另当别论了。至于裴氏进一步谈到，朱彝尊（1629—1709年）谓其“博综旧章，领袖群雅，其诗发扬而不厉，新警而不佻，独自成家，不饮狂泉之水”，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是和书法本身没有直接关联的。

由于范景文节烈文人的身份，在当朝及后世均受人尊崇，因而有好事者往往托其名伪造书画以牟利。笔者就曾见过某拍卖行所拍的作于“壬午”年的《古木幽亭图》和《山水图》，均署款“景文”，钤白文方印“范景文印”。其画风大类清代嘉道时期所为，题识与范氏书法相去甚远，即使两件绘画的题字，也有天壤之别。另有一件《行草书七言联》，署款“范景文”，钤白文方印“范景文”和朱文方印“质公”，其书风张狂怪异，也与明臣范景文的风格南辕北辙，完全是无中生有。此类作品，大多为书画作伪史上俗称的“湖南造”（又称“长沙货”），是清代康熙至道光时期一批活跃于长沙地区的书画作伪者，专造明末清初的节烈名人，如邝露、周顺昌、史可法等人都是其仿造的对象，鉴藏者不可不识。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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