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文物出版社成立60周年华诞。60年来，伴随着国家文物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壮大，文物出版社始终牢记自己肩负的重大历史社会责任，积极探索、积累传承，形成了高标准和高质量、新材料和新成果、艺术与学术并重的高、精、新鲜明特色，出版了一批又一批符合中国国情、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的精品图书，发展成为融图书、期刊、数字出版、影音技术制作服务和文物复制为一体的全国著名出版机构，为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文化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一、60年发展历程

（一）1957—1977年：创业奠基阶段

从1957年1月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20年，是文物出版社明确出书方向，构建出书格局，形成编辑规范，奠定出版坚实基础的时期。

文物出版社的前身是文化部文物局资料室。当时的资料室只有三个人，除了收集和保存图书资料外，还编辑了《文物参考资料》月刊和一些图书。随着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文物出版图书任务的加重，出版社的成立提上了议事日程。1956年4月，文化部第十次部务会议通过成立文物出版社的决定，8月中宣部批准成立文物出版社。随即以原文化部文物局资料室为基础成立文物出版社筹备处，边筹备边出书，办公地点设在东四头条。1957年1月正式建社，内设图书编辑组和《文物参考资料》月刊编辑部，当时全社虽仅有30人，但当年就出版了十几种图书。1958年8月图书编辑组分为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两个编辑组。1959年元旦，在王府井开设了门市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出书业务虽大部停止，但因应当时社会的迫切需要，我社及时出版发行了上千万单张的毛泽东诗词手迹和数百万册《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所以自1966年5月至1970年5月的四年时间里，虽然当时文物图书不能出版，但由于出版了上述读物，出版社在经济上尚能维持。1970年初，门市部停业；5月，全社干部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6月，出版社业务合并到人民美术出版社。1972年1月，《文物》月刊复刊，这是在全国最早复刊的三个学术刊物之一。1973年1月，文物出版社重建，原合并到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出版业务回归。期间，先后在故宫城隍庙、沙滩五四大街29号、故宫博物院西华门新楼等处辗转办公。

建社之后，在缺乏经验、人手少、底子薄等各方面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密切结合建国初期的文物调查保护、考古发掘和博物馆事业的开展，立足于出版高质量的图书，以平均每年30～40种的速度推出新书。这些图书大致可以分为考古调查报告、出土文献、学术论著、文物图录、墨迹手稿、法书碑帖、绘画雕塑、工具书、普及读物、明信片等类别，奠定了我社图书出版的基本结构。其中,相当一批成为了文物经典图书。

 为了保证图书内容的高质量，文物出版社从成立伊始，就十分注重发挥文博专家的作用。1957年秋，我社成立了以郑振铎为主任， 徐森玉、马衡、夏鼐、王冶秋为委员的编辑出版委员会， 并由书画鉴定专家张珩兼任副总编辑(未设总编辑)。1963年，我社又按文物类别组成由国内第一流专家参加的编辑审稿小组。古建组的成员有莫宗江、汪季琦、祁英涛；石窟小组的成员有金维诺、宿白、邓建吾；古籍组的成员有张子高、张絅伯、郑天挺、周珏良；书画组聘请谢稚柳、 启功为顾问。这些一流专家的参与，极大提升了我社出版图书的科学性和高品质。

 为了充分展示文化遗产的神韵，从建社起，我们就特别注意探索文物类图书的印装技术。针对当时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急需高品质图录，而高品质图录大多为国外印制的现实，我社创立时就从故宫博物院接手了一个 20 多人的铜版印刷厂，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文物出版社印刷厂。1958年，又增设了能够逼真地再现古代书法、绘画的珂罗版车间。利用彩色铜版和珂罗版印刷工艺，我社先后出版了数十种文物画册和书法作品。其中彩铜版精印的《两宋名画册》《故宫博物院藏画鸟画选》《故宫博物院藏瓷选集》、珂罗版精印的《毛泽东诗词墨迹》《清明上河图》《南京博物院藏画集》等图书，均已成为传世艺术精品。针对文物形态的多类型和社会需求的多样化，我们也十分注意装帧设计的多样化，这一时期出版的图书，其开本形式大到 4开、小至 50开，从平装、精装到锦盒线装、单幅卷轴，初步形成了“文物版”图书多样化的装帧格局。

 为了保证出版图书的规范和高质量，我们还非常重视不同类别图书编辑规范的探索。比如《白沙宋墓》的出版。白沙宋墓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白沙镇北，1951年由宿白先生主持发掘，几乎是新中国考古的开端。《白沙宋墓》考古报告1957年由我社出版。报告除了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详细报道了三座宋墓的材料，还结合丰富的历史典籍，从墓葬年代、三座墓葬关系、墓主人的社会身分、墓葬的构造等多角度深入探讨了相关的问题。内容详实，体例得当，成为考古发掘报告的典范之作。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对文字、插图、表格、图版的排版等均进行了精心研究和安排，也已成为考古发掘报告编辑的一种范式。

又比如1966 年，我社重点推出的陈明达先生编著的《应县木塔》 。该书上篇为“调查记”，介绍塔的现状，并汇录实测结果。下篇为“寺塔之研究”，对该塔的修建历史、原状、建筑设计以及构图、结构等进行分析研究，进而探讨若干建筑发展史问题，堪称运用文字、实测图和黑白照片全面记录和研究古代建筑的成功范例。同时，该书的出版也为建筑界、文物界树立了一个集专题研究与测绘图、摄影资料于一身的编辑范式。

再比如出土文献的编辑出版。1973年文物出版社复建后，由著名学者唐兰、商承祚、张政烺、唐长孺、朱德熙、罗福颐、顾铁符、裘锡圭、孙贯文、李学勤等领衔，先后成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吐鲁番唐代文书整理小组，整理出版了一大批极具历史价值的重要出土文献。其中如《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睡虎地秦墓竹简》等成为出土文献整理的典范之作，它们创立的许多整理出版体例，一直为后来同类整理项目所沿用和仿效。

（二）1978—2000年：稳定发展阶段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方针，改革开放在全国各个行业内逐渐展开。文物战线在实际工作中拨乱反正，在文物保护、法规制度、对外交流、管理体制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大量作有成效的工作，文物事业逐步走上正确的发展轨道。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确定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抛弃了出版工作长期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中国图书出版业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

 随着文物事业和出版业的改革发展，我社的编辑出版工作也得到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进入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阶段。出书规模稳步扩大，图书门类逐步健全，对外合作出版在国内出界率先取得突破，高、新、精精品战略形成，一批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出版工程陆续完成，一系列重点图书相继荣获国内外大奖。人员编制由建社初期的43人逐步扩充至150人，内设机构也增至16个部室，成为一家融图书、期刊、音像、文物复制于一体的全国著名出版机构。

这一时期，我社出书规模由五十余种逐步增长到一百五六十种，年均出书约110种，出版图书除延续原有种类（考古报告约近百种，）外，开始有计划地推出重要革命文物图集、影印善本古籍和书法碑帖，并成系列组织出版古建石窟类图书和国外文物考古资料。

 文物出版社成立不久，就开始组织编辑出版革命文物类文物图书，先后推出了《鲁迅诗词手稿》《鲁迅诗集》《延安革命纪念建筑》《五四运动》《毛泽东同志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毛主席诗词手稿》《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等图书，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了大量单张毛主席墨迹、小开本的毛主席诗词外，复建后又推出了《毛主席诗词手迹》《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和不定期刊物《文物·革命文物特刊》，形成了编辑出版革命文物类图书的优良传统。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此类图书的出版力度进一步加大，渐成系列。先后推出了20册全面反映鲁迅文学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 《鲁迅手稿全集》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李大钊、贺龙、彭德怀、孙中山和宋庆龄等具有珍贵文献价值的纪念图录，以及毛泽东、孙中山、董必武、陈毅等著名革命家的书信、诗词墨迹手稿。1983年，本社还出版了后来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的 6开线装本 《毛泽东书信手迹选》。

从1980年代开始，为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我社开始大规模涉足书法碑帖的出版。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品就是《历代碑帖法书选》。秉承以最低的价格为读者提供最好的临习范本的理念,我们选取最好的版本,原大影印出版了这套图书, 先后推出上百个品种。同时作为一个长期的出版工程，数十年来我们在选材、包装、编辑的整体风格上，一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和延续。由于版本精良、编辑规范、风格典雅、价格低廉，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是国内碑帖市场占有率最高、销量最好，最容易被普通消费者接受的品牌之一。

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在这一时期成果丰硕。上世纪90年代前，主要完成的是吐鲁番文书，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居延汉简、张家山汉墓竹简、定州汉简等重大项目的整理成果出版。90年代以后，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我社陆续出版了《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壹至肆、柒、捌)》（计划出版十卷）《里耶秦简(壹)》（计划出版五卷）《随州孔家坡汉墓竹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出土汉文文书》等。同时完成了《新中国出土墓志》壹至拾卷的出版工作。这些整理研究成果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进展。

     在这一时期，我们还有意识推出了古代典籍的刷印和影印出版。中国私人藏书楼刻书，古代以江苏常熟毛晋的汲古阁最多，近代则以刘承干的嘉业堂刻书最为著名。据统计，嘉业堂藏书楼共有书版近4万块，前后刻印有图书近300部，约3000卷，代表了民国雕版印书业的最高水准。从1981年起，我社开始采用原雕木板刷印方式 ，先后推出了《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求恕斋丛书》等系列图书。影印出版了海内外孤本、特级珍籍《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丛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房山云居寺石经》《千唐志斋藏志》《中国金石集萃》《佛学大辞典》等珍贵典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社于1987～1990年将濒于失传的《乾隆版大藏经》重新刷印。该书共7240卷，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版刻图书。经版79000余块，是国家一级文物，可惜已残缺不全。我社将原雕版进行整理，遍访全国名寺古刹，查找底本，补板刻字近全书三分之一，历时三年，使这部巨帙佛教重典完整地重现于世，为保护和抢救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被称为现代出版史上的壮举。

文物出版社是中国最早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与欧美及港、台出版界进行合作的出版社。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我社与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了《中国石窟》（17卷）；与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了《中国博物馆》（14卷）、《中国书迹大观》（7卷）。此外，还同英、美、前南斯拉夫等国的出版单位合作出版了《云南青铜器》、《长城》、《新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上海博物馆藏品》等图录。其中与日本平凡社合作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以其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受到中外学者的一致好评，被称为“本世纪的决定版”。以后，我社又与日本同朋舍合作出版《中国书法真迹大观》（27卷），与英国菲利普公司合作出版《中国博物馆导览》系列。近年来，我社版权贸易也渐趋活跃，向日本、韩国、美国和台湾、香港地区输出了数十种图书版权。还特别加强了与中国台湾地区出版界的联系，两岸合作出版了《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中国考古文物之美》（10卷）、《古瓷集珍》、《中国美术巨匠》（40册）、《陕西出土东周玉器》和《玉文化论丛》等书，进一步促进了两岸的文化交流。图书之外，我社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与国外影视机构合作拍摄历史文化类专题片。十几年来，先后与日本广播协会（NHK）、美国探索、美国盖地基金会、日本朝日新闻、韩国KBS、日本铁木真制片公司等等多家国外大型影视媒体的合作，联合制作并出版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秦始皇帝》《文明之路》《敦煌莫高窟》等一系列历史文化类节目，在国际上获得了较高的评价。

我社在这一时期，还陆续完成了一批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出版工程，其中重要的项目有《中国博物馆》14卷、《中国石窟》17卷、《中国书迹大观》7卷、《中国美术全集》（全60卷）中的16卷、《中国青铜器全集》16卷、《中国绘画全集》30卷、《中国古代书画图目》24卷、《中国古代地图集》3卷、《中国古代建筑》系列、《中国文物精华》系列、《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系列等，先后在国内外获得多种大奖，有力促进了高、新、精精品战略的形成。

    我社独具特色的古建类图书,在这一时期也渐成规模。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社密切配合全国古代建筑维修保护工程，创立撰写体例和编辑规范，出书品种不断增多，逐步步入有计划、分层次、系列出版的发展轨道。1993 年底，推出了国内首部古建修缮工程报告《朔州崇福寺弥陀殿修缮工程报告》，随后又陆续出版了有关西藏布达拉宫、青海塔尔寺、太原晋祠圣母殿、西安长乐门城楼等著名古代建筑的修缮工程报告。1995年，又陆续推出的《西夏佛塔》《朔州崇福寺》《西藏布达拉宫（上下）》《正定隆兴寺》等“中国古代建筑”丛书、宿白先生所著《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和《陈明达古建筑与雕塑史论》《罗哲文古建筑文集》《傅喜年建筑史论文集》《柴泽俊古建筑文集》等古建史论著系列图书，受到了古建筑学界的广泛关注。

    此外，在这一时期，我们还先后推出了《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地球上的人们》《水下考古学入门》等外国考古学译丛图书。

  （三）2001年至今：全面改革发展阶段

     进入新世纪，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颁布，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文物事业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各项工作蓬勃开展。与此同时，我国图书出版业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出版社从纯粹的事业单位逐步向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企业化模式转变。2003年6月，中央召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标志着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市场化改革进入了启动阶段。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为出版业体制改革制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文物出版社于2010年7月正式转制为企业。

 随着文物事业和出版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社因时、因势而动，对管理机制、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极大激发了全社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图书品种快速增长，规模进一步扩大，结构渐趋合理，并适时启动了数字化转型，进入了全面改革发展阶段。

1、全面改革，扩张规模

进入新世纪，如何应对中国出版业企业化、市场化转型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应对加入WTO以后出版业的国际化竞争？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如何将出版社做大做强？这些都是我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源泉，2004年底，我社根据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部署和出版单位转换经营机制加强经营管理的明确要求，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及出版业激烈竞争的需要，紧紧围绕国家抢救保护文化遗产的战略目标，按照市场经济规则，以优化图书结构、转换机制为重点和突破口，强化岗位目标和责任目标管理，对管理机制、人事管理和分配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通过改革，生产关系进一步理顺，领导责任进一步增强，职工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考古、博物馆、艺术、人文、科技保护五大传统板块的出版规模和品种同步放大，年出书规模由110种左右上升到300种左右，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在扩张和放大五大传统板块的同时，我们还发力古籍图书板块，成立古籍图书编辑中心，结合资源优势和出版传统，古籍图书板块集中力量于版本特色、高端收藏、特色资源和文创产品4个方面，经过努力，年出书近百种，实现了整体崛起。

2、优化结构，补齐短板

 从建社伊始,我们就比较重视文物普及读物的编辑出版,在不同时期也曾推出过诸如剪伯赞的《内蒙访古》、张珩的《怎样鉴定书画》、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杨新的《扬州八怪》《中国文物小丛书》《明清彩瓷》等一些深受文物爱好者欢迎的图书, 但总体上力度不够，品种不多，系列极少。普及读物的有效供给不足，一直是我社的短板。

 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开始有计划、成批次地推出普及读物，先后出版了60册的学术普及类丛书《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系列、35 册的《文化百科丛书》、《中国文博名家画传》系列、《带你走进博物馆》系列、《中国古代美术小丛书》系列、《一百经典系列》《博物趣吧》系列，以及《核桃卢谈核桃》《紫砂大师访谈录》《启功隽语》《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品中的100个故事》《古香遗珍——图说中国古代香文化》《文物在诉说——中国抗战遗迹概览》《红色英雄路——中国长征遗迹概览》《少儿考古入门》《中国壁画高清大图》《国宝日历》等一大批可读性较强的“文物版”图书。2016～2017年，经过充分准备，又陆续推出了30种书法教材、340多种“东方画谱”高清大图，大众读物初具规模。

3、数字转型，融合发展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网络和数字技术裂变式发展，带来了媒体格局的深刻变革。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重新定义了人们获取信息包括获取知识、获取能力的方式，对传统出版带来了全方位、深层次、颠覆性的冲击。传统出版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生态和产业生态，其思想理念、内容生产、推广传播、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都经受着严峻挑战。如何因势而变，实现新旧出版的融合，将传统出版的内容资源优势延伸到新兴出版，依托先进技术和渠道，借力推动出版融合发展，建立健全一个内容多种创意、一个创意多次开发、一次开发多种产品、一种产品多个形态、一次销售多条渠道、一次投入多次产出、一次产出多次增值的生产运营方式，是摆在我们面前最迫切的现实问题，也是出版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为此，从2013年起，我社启动了数字化转型。利用国家专项资金的支持，搭建了文化遗产数字多媒体资源库、多功能视讯云平台和3D制作体系技术系统，依托项目成立了数字技术制作中心和数字出版中心。在进行存量资源的数字化加工的同时，快速启动了增量数字产品体系的设计和建设，形成了较强的数字资源加工、数字产品制作和数字技术服务能力，已经推出了移动端视音频制作、动画片、在线教育课程制作、虚拟现实与三维交互内容制作、全媒体普法栏目制作、移动端虚拟现实内容制作（VR）、交互式触摸展示系统内容设计制作、数字化文物的数据采集与制作、全媒体内容出版、3D立体影像内容制作、移动APP集群等多种形态的产品。

    目前，我们正利用数字化项目建设形成的生产能力，依托现有的内容资源与业务渠道，创新产品体系，实现传统出版与互联网出版的有机融合：通过全媒体图书产品, 实现纸媒载体与互联网平台间内容融合；通过在线教育课程制作与实体培训学院建设,实现线上虚拟课堂与线下实体课堂内容间的融合；通过资讯类产品,实现传统出版与互联网出版的内容融合。同时创新商务模式，通过与相关业务单位在新领域、新渠道方面的全新合作，带动我社全面数字化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

二、60年发展成就

  1、专业优势突出，是文物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文物出版社是为因应我国文物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自建社以来，始终牢记并认真履行服务党和国家文物工作大局的使命，紧紧围绕文物事业发展需要提供文化服务，研究和追踪文物事业发展的内涵和趋势，及时系统地出版了大量文化产品，为抢救保护传承祖国文化遗产，推动学术研究繁荣进步，文物事业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高质量、高水平的支持和服务。建社60年来，累计出版不同档次、不同规格的精美图书8000余种，总印数超过4.2亿册，占全国文物考古图书发行总量的90%，曾经是并将继续是中国文物考古出版事业的先行者和中坚力量，也是文搏界、出版界宣传、普及、传播文化遗产知识的重要阵地和生力军。

  2、品牌效应彰著，社会效益明显

文物版图书质量好，品牌效应明显，形成了“高、新、精”特色。“高”是高品位、高标准、高质量；“新”是指资料前所未有或首次发表；“精”是指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文物版图书不仅内容充实，装帧精良，而且还运用了珂罗版、彩铜版、雕版、龙鳞装等多种传统印制工艺。我社出版的珂罗版宣纸本《中国版刻图录》《毛主席诗词墨迹》《鲁迅手稿全集》《元刊梦溪笔谈》，彩铜版《故宫博物院藏瓷选集》、《两宋名画册》、《故宫博物院藏花鸟画选》、《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 以及龙鳞装《毛泽东诗词六十七首》《三十二篆金刚经》《红楼梦》等，这些图书本身已成为难得的艺术珍品。

     60年来，文物出版社坚持正确的出版方针，以图书的权威性和高质量享誉国内外。文物版图书的科学性和原创性，资料的首次发表和翔实可信，图版的高标准和高质量，编辑工作的严谨、规范以及多种类型图书编撰体例的独创，都为业界所公认。所出图书在国内外多次获奖，如：《中国美术全集·玉器卷》1989年在德国莱比锡新闻中心举办的国际最佳图书展览会上荣获“造型优美、印制精良”奖。《中国文物精华》（1992）、《清代宫廷绘画》1993年在印度举办的第五届世界印刷大会上，荣获优秀印刷奖。中日合作出版的《中国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获得日本文部省奖。在国内，我社有200余种图书先后获“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国家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装帧设计奖、中国出版政府奖装帧期刊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国古籍图书特别奖、一等奖、二等奖，中国优秀美术图书特别奖、金奖和银奖，中国最美的书荣誉奖、中国建筑图书奖、中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等。

    近十年来，我社图书获奖势头依然不减。2007年，《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金砖识录》分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荣誉奖、一等奖、二等奖。

    2008年，《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获首届政府出版奖提名奖;《中国记忆——五千年文明瑰宝》获“中国最美的书”荣誉奖;《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

    2009年《中国记忆——五千年文明瑰宝》获“世界最美的书”荣誉奖和第二十届香港印制大奖；殷墟甲骨辑佚—安阳民间藏甲骨》《殷虚书契考释原稿信札》分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二等奖；《世界遗产?柬埔寨吴哥古迹：周萨神庙》《蓟县独乐寺》获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向全国图书馆推荐书目”；《应县木塔》获第二届中国建筑图书奖；《太仓文物精华》获第二届中华印刷大奖铜奖。

    2010年《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和《闻宥落照堂藏青铜器拓本》《开宝遗珍》分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二等奖;《秦始皇帝陵》荣获第61届美国印刷大奖“班尼金奖”。

    2011年，《新中国出土墓志（共10卷）》《中国记忆——五千年文明瑰宝》《秦始皇帝陵》分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装帧设计奖和装帧设计奖提名奖;《中国古代砖刻铭文集》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编辑出版奖三等奖;《长安新出墓志》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

    2012年《凿枘工巧——中国古卧具》获中国最美的书荣誉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获国家重大出版工程项目“特别贡献奖”;《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和《唐大明宫史料汇编》《苏州博物馆藏古籍善本古代铭刻论丛》分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二等奖。

    2013年，《中国法书全集》《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和《文物》月刊分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和期刊提名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吐鲁番出土文书》《新中国出土墓志》《髹饰录解说》《中国版刻图录》获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目录;《谢家福日记（外1种）》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

    2014年，《清代家具（修订版）》获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开成石经（珍藏版）》《敦煌莫高窟题记汇编》分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二等奖。

     2015年，《秦始皇帝陵出土二号青铜马车》2015年获第六十六届美国印制大奖优秀奖;《陈簠斋彝器全形拓精选（一）》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中国唐卡文化研究丛书》《丝绸之路》分获第二十四届优秀美术图书“金牛杯”银奖、铜奖。

    2016年，《中国皮影戏全集》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袁氏藏明清名人尺牍》和《觯斋瓷乘》《晋祠文化遗产全书》分获第二十五届优秀美术图书“金牛杯”银奖、铜奖;经龙装苏士澍书篆书《心经》获第二十五届优秀美术图书“金牛杯”优秀装帧设计奖。

    2017年，《中国皮影戏全集》和《文物》月刊获第四界政府出版奖提名奖和期刊奖。

此外，我社还先后有数十种图书获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和优秀图书，占全部入选图书总数的三分之一，显示出在文博行业内强大的影响力。

     3、特色出版，成就斐然

为文物考古事业服务是我社一贯的宗旨，考古发掘报告一直是我社的主要出版物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国内外瞩目的重大考古成果层出不穷。为配合这些考古发现与研究，我社及时出版了许多极其重要的考古发掘报告。从建国初期50年代出版的《白沙宋墓》、《南唐二陵》，到近年来陆续出版的《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全三卷）》《秦始皇陵兵马俑坑》《集安高句丽王陵》《盘龙城》《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芒砀山西汉梁国王陵》《河姆渡》《瑶山——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一》《凌家滩》《澧县城头山》《秦安大地湾》《仙人洞与吊桶环》《牛河梁红山文化考古发掘报告》《明蓟镇长城——1981～1987年考古报告》《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二里头（1999～2006）》等。文物出版社已经出版各种考古发掘报告近600种。这些图书的出版，全面展示了新中国文物考古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在积累文物考古资料、推动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方面，在促进中国物质文明史、自然科学史、美术史、历史学、古文字学以及许多其他学科研究的进步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是我社的长项和强项，已经成为我社的一种图书品牌，其编辑、印制质量之好也为作者和广大读者所公认。

  随着大量珍贵文物的陆续出土，文物考古学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文物出版社随之出版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专题和综合性研究论著。这些学术专著的作者都是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无论是在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是新资料的占有和使用方面，他们都走在了各自学科领域的研究前沿。这些高水平的学术专著或为各自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或者填补了某一研究课题上的空白，有的则在可预见的若干年内其研究水平将处于领先地位。如：《中国石窟寺研究》《中国古舆服论丛》《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东周与秦代文明》《中国建筑艺术史》《中国丝绸艺术史》《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古代人牲人殉通论》《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泥河湾》《仰韶文化研究》《中华文明的始原》《汉唐宋元考古·中国考古学》《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冥界的秩序——中国古代墓葬制度概论》《仰观集：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别》等。

我社出版的精美的文物图录一直深受出版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认同。《中国石窟》《中国美术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中国绘画全集》《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国重要考古发现》《中国法书全集》《蒙古民族文物图典》《中国竹木牙角器全集》《中国历代法书精品大观》等大规模精品图录常销常印，长盛不衰；《吉金铸国史—周原出土西周青铜器精粹》《花舞大唐春》《启功书画集》《丽质华堂》《明式家具珍赏》《明韵》《中国古陶瓷图典》《山西佛寺壁画》《永乐宫壁画》《大圣遗音》《中国古玉器图典》《复兴之路》《中国记忆》《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永远的北朝》等一系列编排新颖、印制精美的图录，不仅市场反映良好，也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科技保护类图书异军突起。随着文物事业的发展，文物保护的理念、技术和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文物科技类图书的出版需求持续、稳定增长，并且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延续古建维修、保护、调查报告等传统出版项目的基础上，在这一时期，我社又推出了文物保护行业标准、文物保护修复技术、文物科技研究、文物建筑测量与维修等方面的系列图书。其中，文物保护行业标准已出版72项，初步形成出版规模。

文物出版社还是中国古代书法碑帖出版的重镇。为满足不同层面读者的需求，先后推出了一大批艺术价值很高的相关图书。《历代碑帖法书选》和《历代碑帖法书精品选》《历代碑帖法书珍品选》数十年经久不衰，目前已出版各类高中低档的碑帖200余种，累计印数近2000万册，成为国内书法市场著名的品牌。《草字编》《楷字编》《行书编》《篆字编》《五体汉字汇编》等工具书为书法爱好者提供了极大便利，名噪一时。作为中国分类美术全集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法书全集》，在收录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在全国巡回鉴定中遴选的法书精品的同时，还酌收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日本、美国等有关博物馆所藏的部分重要作品，是启功先生生前主编的最后一套大型工具书，权威性、系统性兼备，成为书法史上的一件盛事。近年来，我社学术与普及并重，又先后出版了《新中国出土书迹》《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中国古代砖刻铭文集》《汝帖》《宝贤堂集古法帖》《秦汉碑刻校勘图鉴》《启功题跋书画碑帖选》《善本碑帖过眼录》《中国古代碑帖鉴定图典》《袁氏藏明清名人尺牍》《纸上金石——小品善拓过眼录》等一系列颇有影响的图书。

在古籍整理方面，我社也是成绩斐然。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一直是我社的重要任务之一。从建社开始的《武威汉代医简》（1957），70年代初的《侯马盟书》，持续至今。国内重要出土文献的整理成果基本由我社出版，所出图书大多获得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除汉字系统的出土文献外，还出版了许多古代少数民族文字文献，重要的有古藏文的《吐鲁番简牍综述》《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初集）》，粟特文、回鹘文的《吐鲁番出土摩尼教文献》,以及《西夏王陵出土西夏残碑》等。同时，我社还出版了《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一至四）和作为考古资料公布的诸如信阳简、望山简、曾侯乙简等出土文献材料，以及若干按考古资料汇编的碑刻墓志材料等，为国内外学术界及时、准确地提供了详尽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4、精品琳琅  业界瞩目

图书之外，我社还编辑出版有《文物》和《书法丛刊》两份著名的刊物。《文物》月刊创刊于1950年，初名《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改现名。资料丰富，学术性强，是全国文物考古界的重点刊物。50多年来，从内容到形式，几经改革，海外销量居我国出口社会科学类刊物前列，成为海外读者最欢迎的华文刊物之一。 目前，《文物》月刊已出版700余期，据统计，我国重大考古发现的发掘简报80%是在该刊物上发表的，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从事研究的必备期刊。近年来，《文物》月刊连续获得国家期刊奖和出版政府奖，并被评为中国期刊方阵的最高等级“双高期刊”。在全国780余种影响较大的学术期刊中，《文物》月刊连续多年在国内发行量、海外发行量、国内引用率、海外引用率四个方面名列前茅，已成为对外宣传我国文物保护和科研成果的主要窗口。

我社于1981年创刊的《书法丛刊》（双月刊），启功先生生前长期担任主编，也是中国同类刊物中影响、质量、品位较高的刊物。每期刊登国内一家博物馆的馆藏书法精品，并配置相关研究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依托本刊，由我社主办的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已经举办了十届，团结了一批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研究中国书法史的专家、学者，成为充分展示中国书法史研究最新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的高效平台。

文物出版社具有复制高档书法绘画珍品的优良传统。为了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我社自上世纪50年代起先后采用过木版、石版、铜版、珂罗版和胶版印刷技术对中国古代书画进行复制，在海内外获得过很高的声誉。进入新世纪后，我社文物复制中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经过三年多的刻苦钻研，在国内率先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对中国古代书画进行复制获得了成功。我们不仅拥有国内外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而且复制的书画，无论材料还是色彩都能够忠实地再现原件的风貌，有些复制品足以乱真。除此之外，利用特殊材料工艺制作的复制品还具有耐光、耐水，适用于中式装裱和长期保存的特性。复制的品质不仅得到了国内外书画鉴定专家的一致肯定，而且在国内外同行间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三、展望与思考

60年来，紧紧围绕抢救、保护、宣传、展示中国优秀文化遗产这个中心任务，根据出版形势和市场竞争的需要，我社艰苦创业，积极推进改革，不断提高出书质量和管理水平，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自我发展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从建立现代出版企业管理制度的角度而言，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我们的图书品种不多，规模偏小，与全国一些著名的出版社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加强和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保障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

根据出版业改革与发展的新趋势，我社的总体发展战略定位是：立足文博界，面向全社会，多种媒体，综合经营，走内部扩张式集团化战略。为切实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我们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突出工作重点，狠抓措施落实。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切实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保持和发挥专业优势，继续为文物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当前，我们正经历着深刻的时代变革，一方面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文物事业快速发展，新资料、新思想、新成果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在城市化加速进程的背景下，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异常尖锐，文物保护处于最危险、最紧迫、最关键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文物出版社只有牢记并认真履行服务党和国家文物工作大局的使命，坚持和深化改革，研究和追踪文物事业发展的内涵和趋势，配合国家文物局中心工作，坚持专业立社，把专业做到极致，以专业塑造品牌，不断用自己出版的图书为文物事业的科学发展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支持和服务，文物出版社才能彰显自己存在的价值，进而为文物事业的大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2、继续调整出版结构，让社会公众共享文物事业发展的成果

    当前，人民群众多元化、多层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实现基本文化权益的愿望十分迫切。面对我社出版物品种仍不够完善的现实，我们将加大供给侧改革，有意识地开始三个转变：在图书题材上，从注重学术研究和新成果、新资料转变为学术与普及并重，根据社会公众的审美情趣、欣赏习惯出版更多的文化含量高、群众喜闻乐见的文物考古图书，打造普及类文物版图书品牌；在出版载体上，完成从纸质版到全媒体的转变，多种载体并行，以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在发行方式上，实体与网络渠道并重，线上线下结合，从单本发行转变为整体营销。争取经过几年努力，实现图书结构的根本转变，实现题材、品种、风格和载体的极大丰富，使我社的图书更具吸引力、感染力。

    3、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发展动力

    一手抓数字转型，融合发展，创新生产运营方式，以不同的媒体形式来充分利用内容资源，实现图书—期刊—影音—全媒体的横向拓展。一手抓企业重组，对社厂机构、资产、业务、管理进行整合，实现内容编辑、制版印刷、发行产业链的纵向拓展。最终形成集图书期刊内容策划编辑、制版印刷、营销发行、文创产品、教育培训、数字产品制作、服务业务于一身的内部扩张型出版传媒集团。

    4、加强对外交流，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增添活力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华文化胸襟博大、海纳百川，因兼收并蓄而丰富多彩，因博采众长而永葆活力。在日益开放的当今时代，文化的繁荣发展更离不开同世界各种文明的对话。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我社将在国家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总体布局下，利用我社图书在海外的良好口碑，对图书出版“走出去”进行多种形式的探索，下大力气策划适合海外市场的图书；积极参加国际书展，进一步加强海外营销网络的建设，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引进既精通外语又熟悉版权贸易的人才，打造对外合作团队，在版权输出和引进上，争取更多主动，创造新的佳绩。

   5、创新传播手段，提高传播能力

传播决定影响。文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而且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谁的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广为流传。因此，我们将花大力气拓展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进一步提高我社的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